摘要 : 从中国到纽约，从广场到火车站，大妈广场舞成为城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并且引发热议，当然也引来了居民们购置高分贝机抗议。不过《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却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解释了这一运动其实可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为什么呢？
作者：贞元（微信公众号daosuier99)
从中国到纽约，从广场到火车站，大妈广场舞成为城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并且引发热议，当然也引来了居
民们购置高分贝机抗议。不过《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却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解释了这一运动其实可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为什么呢？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由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等要职的罗伯特?帕特南所著。罗伯特?帕特南以政治学、
社会学研究见长，围绕“社会资本”展开对民主政治的研究，为当代民主政治与社会发育的融合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
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可以从公民社会的状况得到解释；如果某一个社会的民主运转出了问题，
从根本上说，那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公民组织、公民行为等，总之是公民生活）发生了变化。例如，社区生活走向了衰落。帕特南加入到美国公民参与热情
度降低、投票率下降的研究当中，他敏锐地感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正在逐渐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
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
者独自去打保龄球。于是，帕特南想到用"Bowling
Alone"这个词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并力求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原因做出理论解释。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
逝。
“社会资本”一词，是相对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而言的，目前没有学界普通认同的定义。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社会网络具有价值，对个人、群体、组织的资源分配产生影响。
首先，社区生活、公共参与、社会资本会让公民更加轻松地解决集体问题，且更能信任为解决这类问题而付出
个人成本的制度；其次，这三者还有助于增强市场主体之间，或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在社区资本与社区、群体监督下，违约成本虽然隐性存在却非常可观，必然制
约人们违约冲动，由此降低每一次交易和合作的成本；再次，使人们增强了获取有效信息、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罗伯特?帕特南基于时间跨度极大的多组调查数据及其分析证明，在美国国内，社会资本指标得分较高的州，这五方面的表现更好：
（1）婴儿更健康地出生，青少年更不可能成为未婚父母、失学、犯罪、自杀；当学校、父母（其他抚养人）、教会等主体联系越紧密，教育质量越高；
（2）谋杀率越低；反之，在社会资本打分较低的州，即便政府建立了对谋杀等犯罪的严厉打击与控制体系，也不足以真正遏制犯罪率。数据证明，社会资本水平要比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单亲家庭化率和收入不平等等因素，更直接影响犯罪率；
（3）经济发展水平更高；
（4）人均寿命更长，且幸福感更强；
（5）更少发生逃税等对抗政府的行为，人们对他人和组织更趋包容。
近些年中国急骤的城市化进程也拆散和重组了许多社区，很多人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原因只是他们碰巧被同一条房地产广告所打动，经济条件又恰好相似；他们事先常常互不认识（更谈不上有机的社会联系），即便搬进去之后也无意和那些陌生人多说什么。城市的扩张也使人们耗费更多时间在路上，而这意味着与邻居、朋友交往的时间减少。在个人生活繁忙的大城市尤其如此：很多人只是工作完回小区里来休息和睡觉，而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上房门。他不参加任何社区公共事务，把那视为中老年人的家长里短，而他的世界不在这里。
这正是许多政治思想家所担忧的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城邦公民的住宅通常十分卑隘，而公共建筑则相
当恢弘，人们在广场、剧院、街道上相互熟识，并在那里学会如何关心、参与和讨论城邦事务。与之相比，现代社会则出现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桑内特称之为“公
共人的衰落”—人们渐渐退回到一个远离社会的个人生活圈子中，沉浸在一个关注自我的个人主义状态之中。这其中似乎有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联系：现代人的住所
越来越舒适，他们也就越来越倾向于在这里构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去公共空间去寻找自我。
导致这种社会公共参与的原因种种不一，极为复杂，但最终指向一个总的后果：即人们产生了一种民主化的个
人主义，除非有什么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否则不会抬头看看周围。对此很多人的解释是自己太忙了，没有功夫去参与哪些公共活动，诸如请愿签名、发表演说之类的
活动，美国公众中完全不参与的比例在20年间上升了近1/3。确实，在农耕时代，人们在晚间闲暇时可能更愿意去教堂或参加农庄会议，但现代人既忙又累，下
班后脑子里想的只是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那个地方往往就是他的家。然而本书却以无可辩驳的数据证明：首先，人们其实没有自己声称的那么忙（人们实际闲暇时间是自己以为的两倍）；其次，有工作的人比没工作的人更积极地参与公共和社会活动，“整日忙碌的人唯一比其他人参与得少的社会活动是和家人聚餐”。
这触及了核心：人们并不是没有时间，问题是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时间。现代社会一个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就是闲暇时间的个人化。以往作为公共活动时间的节假日，现在仅仅是“不用工作的日子”，而空闲下来的人们也不知如何利用这些时间，通常只是把它们消磨掉—
其中对社会参与最具破坏性的一项行为就是看电视。正因此，1958年芝加哥大学的一项调查才有这么一句看似令人费解的话：“对美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就是美国
人的时间太多了。”
政治思想家们担心的是：人们从“公民”转变成了孤独的“消费者”。Zygmund
Bauman认为消费已经成为完全个人的孤独活动，指责“消费活动是所有协调与整合的天敌”。大众于是变成具有大众性的个体的集合，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
结和整合。在一个迅速变迁的城市环境中，人际关系变化无常，难以形成持久性的共同体，用Francis
Fukuyama的话说，“并不是一群人在一起相互交往就可以形成共同体。”
人们的积极参与、相互高度信任，事实上是社会的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信任是一个社会高效运转的强大驱动力，这
样的社会中甚至人均寿命都会变长，一个人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能最有效地预测其幸福感，而良好的社会互动能增强人们包容的自我本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人尤其
应当警醒的，因为毫无疑问地，近年来毒奶粉、南京老太等一系列社会事件中，受损害最严重的正是那种社会互信和积极参与感。但另一个相反趋势也不应被忽视：
随着社区业主维权和社团组织（无论是旅游徒步、环保还是读书会）的兴起，人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感又在提高。
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公民社会的状况乃是民主质量的晴雨表：看看一个社会的公民生活和政治文
化，大致就能预见到这一社会的民主运转状况。1970年起，意大利在全国建立一系列地方政府，这20个新机构在形式上几乎一样，但根植的社会文化环境却很
不一样，就像植物学家把基因相同的种子播种到不同地块观看其生长。结果一些政府腐败黑暗，另一些却显著成功。怎么解释这种“种瓜不一定得瓜”的现象？在作
者看来答案很简单：一个社会要成为成熟运转的公民社会，首先就得有足够成熟的移植条件，要看它是否有公民参与的强大传统——投票率、读报率、合唱团和文艺
团体的成员人数、足球俱乐部——是一个成功地区的标志。
正因此，很多人都强调要在这个“个人主义时代”重建共同体，因为通过参与共同体和邻里活动，可以激发民众具有一种公共精神的行为方式（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公共精神可能与个人独立性发生抵触）。
那么我们该如何办呢？
（1）使得工作场所能够变得像社区一样令人愉快；
（2）少花点时间旅行，多花点时间和邻居相处；
（3）找到一种新的电子娱乐方式来增强我们的社区参与；
（4）使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舞蹈，戏剧社区，以艺术为中介，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艺术活动；
（5）政治和政府方面吸引更多美国人参与受公共生活，竞选公职，参加公共会议，组织竞选，参与投票。
从这个角度来看，广场舞确实是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
注：本书大段参考了互联网上的关于本书的内容，如有疑问请留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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